中国的文化必须注入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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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不过在早期，原始人类处于混沌、愚昧的状态，这个时期的文化是一种自然文化。到了后来，由于阶级的分化，政权与神权相结合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不过在早期，原始人类处于混沌、愚昧的状态，这个时期的文化是一种自然文化。到了后来，由于阶级的分化，政权与神权相结合，于是在文化上便由自然文化阶段逐渐过渡到人文文化阶段。自从自然科学诞生以后，科学便成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成为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近百年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它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学技术在世界文化中已经起到了核心的作用，或者说它已经起到了脊梁的作用。我们甚至还可以更为简明扼要地说：当今的世界文化，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或者再把它说得更为明白一点：离开了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科学文化”。 对当今世界而言，如果我们撇开科学技术来侈谈文化，那就无异于舍本逐末，无的放矢。这是因为，现代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成果，如同“水银泻地”那样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涉及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最近三四十年来的高新科技成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左右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即便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不例外。一言以蔽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活跃于当代世界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角色。 现代科学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砾到太阳，从原生物到人，都是处于永久的产生与消灭之中，处于不间断的流动之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实际上，何止自然界，人类社会也在变，人们的文化观念及思维方式都在变，而导致这种变化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正是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 恩格斯在他的不朽巨著《自然辩证法》中，精辟地论述了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科学上的许多重要成果而导致人们文化观念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奠定了崭新的自然观，从而把人们从神学的长期桎梏下解放出来。例如，在哥白尼提出了“地动说”和“日心说”以后，经过与宗教、神权的长期较量，终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天地观”(即宇宙观)，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地球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不停地围绕着太阳运转，并且地球本身也在不停地自转，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并且最后完全战胜了唯心主义的“地心说”。 另一方面，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这件事大大地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导致了“进化论”的产生和确立。达尔文以翔实的材料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地向世界证明，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而人类本身则是由猿类演变进化而来的。这种崭新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舆论哗然，群情激昂，久久难以平静下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理性逐渐占据了上风，事隔几十年之后，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进化论”的理念，再也不怀疑“从猿到人”的正确性。 《自然辩证法》和《物种起源》诞生以后的100多年以来，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时空观念。特别是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观念。例如应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和管理社会的各个部门，应用现代生物技术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这些都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即便是涉及伦理道德的某些问题，例如试管婴儿问题，也已经被人们接受，并未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更未掀起轩然大波。 我们不难看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科技的发展进步而导致人们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发展变化，这类事例比比皆是。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种发展变化并不是直线前进的。在有的时候，这种发展变化要经过很长时间(其间还可能伴随着激烈的斗争，甚至还会出现反复)才能够完成；有的时候则时间比较短，相当顺利，一种崭新的科学理念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潜移默化地左右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 我们的东邻日本于1868年发生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从此摆脱了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同时也使日本摆脱了陷入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危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日本政府相继同美、英、荷、俄、法等列强签订过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建立了近代的民主国家，从此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幸的是，后来它又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而自食恶果，这是日本发展历史中的一个悲剧。 中国的文化必须注入科学，这是当务之急，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每一个炎黄子孙无不以此为自豪。不过，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在为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叫好的同时，也不可不看到它的某些不足之处。从总体上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是不包含科学的。这是否是导致中华民族近代在世界舞台上相对落伍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个问题是可以进行讨论的。实际上，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已经看出这个问题。早在1898年，康有为先生在写给光绪皇帝的建议书中，就曾经明确提出要废止“八股取士”，开办学校，“从事科学，讲求技艺”，以培养科技人才。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于当时的有识之士“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舍科第之辞章，而讲治平之实学”是大力支持并且大加赞赏的。后来，虽然“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止了，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腐理念仍然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人们长时间把科学视为“形而下”的技艺而不屑一顾。梁启超先生当时对此是痛心疾首的，他说如果长此下去，中国人恐怕难免会成为“被淘汰的国民”。 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恐怕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近代的中国变革派与守旧派的理论斗争及文化冲突中，变革派长期未能建立起系统的变革理论体系，未能真正突破传统的文化理念和道德理念，所以总是处于守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守旧派倚仗其传统的道德理念、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上的优势而使自己处于正统的、合法的地位，而相形之下变革派则经常处于极端被动和困难的境地。举例来说，就在戊戌政变发生的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集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慈禧对光绪厉声责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大声怒斥道：“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光绪皇帝竟然无言以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请来“赛先生”和“德先生”，引入科学和民主来改造我国的传统文化。不过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事隔六七十年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在看到社会上许多违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现象之后，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不赶紧以现代科学技术来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脊梁，那么到了21世纪，我们这个民族恐怕真的难以保住自己的 ‘球籍’了！”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难道是危言耸听吗！ 2008年12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郑重指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创新创造日新月异，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民财富增长和人类生活改善越来越有赖于知识积累和创新。科技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科技已成为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因素。当今世界，谁掌握了先进科技，谁就掌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综合国力竞争的主动权。”

文章来源：《中国高新科技》 网址: http://www.zggxkjzz.cn/qikandaodu/2020/0910/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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